《水滸傳》的思想傾向
《水滸傳》通常被評價為一部正面反映和歌頌農民起義的小說。當然，小說中描寫的梁山泊的某些基本宗旨確與歷史上農民起義所提出的要求有相同的地方，但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
《水滸傳》中的人物和故事，基本上都是出于藝術虛構，可以說，除了“宋江”這個人名和反政府武裝活動的大框架外，它與歷史上宋江起義的事件沒有多少關系。
這部小說的基礎，主要是市井文藝“說話”，它在流行過程中，首先受到市民階層趣味的制約。而小說的作者羅貫中、施耐庵，也都曾在元后期東南最繁華的城市杭州生活，他們的加工，并未改變水滸故事原有的市井性質。
所以，梁山英雄的成分，有“帝子神孫，富豪將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獵戶漁人，屠兒劊子”，卻幾乎沒有真正的農民；梁山英雄的個性，更多地反映著市民階層的人生向往。這些基本特點，是首先應該注意到的。
用封建統治者的眼光來衡量，梁山上的人們當然只能算是“盜賊流寇”之流。小說要公開歌頌這樣的“盜賊流寇”，并為社會所接受乃至喜愛，首先必須為他們的行為提出一種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合乎社會傳統觀念的解釋（哪怕這種解釋不可能圓滿和充分），賦予這些英雄好漢以一種為社會所普遍認可的道德品格，在這種總的前提之下，來描繪他們的反抗斗爭。
梁山泊一桿杏黃旗上寫著的“替天行道”的口號，和梁山議事大廳的匾額所標榜的“忠義”這一準則，就是作者為梁山事業所設立的道德前提。
在通常情況下，“天”這一居于人間權力之上的最高意志，總是被解釋為佑護朝廷的；“道”作為合理的政治原則與道德原則的抽象總和，也是為統治階級所專有。但另一方面，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向來也承認：當一個時代的政治情形發生嚴重問題時，政權本身的行為也可能是“違天逆道”的。
在這種情況下，由另一種力量出來“替天行道”，至少在表面的理論上可以說得通。
《水滸傳》正是通過大量揭露北宋末政治的普遍性的黑暗現象，證明了梁山好漢“替天行道”的必要性與合理性。
“忠義”是梁山好漢行事的基本道德準則，作為一個完整的概念，它是傳統道德的范疇。尤其“忠”，首先和主要地表現為對皇帝與朝廷的忠誠，甚至梁山義軍的武裝反抗，攻城掠地，也被解釋為“忠”的表現──“酷吏贓官都殺盡，忠心報答趙官家”。
其實，梁山上不主張“忠”的也大有人在，像黑旋風李逵便動輒大喊“殺去東京，奪了鳥位”。只是這一種力量始終處在以宋江為代表的主“忠”力量的抑制下，而最終把梁山大軍引到了投降朝廷的道路?！爸摇钡牡赖滦艞l既是作者無法跨越的界限，卻也是這部小說在封建時代能夠成立和流傳的保障。
“替天行道”和“忠義”的前提，為《水滸傳》蒙上一層社會所能夠接受的道德正義色彩。在這種前提下，確實包含了許多與正統觀念相一致的東西，不僅是對朝廷對皇帝的“忠”，諸如對清明政治的要求，以及對“奸夫淫婦”的仇恨，也莫不如此。但《水滸傳》并不因此而失去它的光彩。它的前提其實是相當浮廓的、有時真有時假的，在這些前提下，同時也包含了許多與正統觀念完全不一致的東西。小說不僅深刻地反映了社會現實，而且反映了民間、尤其是市井社會生氣勃勃的人生理想。
這部以北宋末年社會為歷史背景的小說所揭露的社會黑暗現象，實際在封建專制時代具有普遍意義。
小說中第一個正式登場的人物是高俅，這個因善踢球而得到皇帝寵信的市井無賴，居然不到半年就升到殿帥府太尉的高位，從此連同他的“衙內”倚勢逞強，無惡不作。
在全書正文的開端，這樣寫寓有“亂自上作”的意味。不僅如此，作為社會全景式的描述，在政權的上層，有高俅、蔡京、童貫、楊戩等一群禍國殃民的高官；在政權的中層，有受前者保護的梁世杰、蔡九知府、慕容知府、高廉、賀太守等一大批貪殘暴虐的地方官；在此之下，又有鄭屠、西門慶、蔣門神、毛太公一類胡作非為、欺壓良善的地方惡霸。
如此廣泛的對于社會黑暗面的揭露，是隨著長篇小說的誕生而第一次出現。
在“替天行道”的堂皇大旗下，作者熱烈地肯定和贊美了被壓迫者的反抗和復仇行為。梁山好漢們并不是出于純粹的主持正義的目的而“替天行道”的，他們大多本身是社會“無道”的受害者。
武松欲為兄伸冤，卻狀告無門，于是拔刃雪仇，繼而在受張都監陷害后，血濺鴛鴦樓；林沖遇禍一再忍讓，被逼到絕境，終于復仇山神廟，雪夜上梁山；解珍、解寶為了索回一只他們射殺的老虎，被惡霸毛太公送進死牢，而引發了顧大嫂眾人劫獄反出登州……。李逵雖然不斷被他的宋江“哥哥”所斥責，但作者畢竟還是讓他再三發出徹底推翻朝廷的吼聲?？梢哉f，人民的反抗與復仇權力，從未像在《水滸傳》中那樣得到有力的伸張。
《水滸傳》的全稱是《忠義水滸傳》，另有一個別名叫《英雄譜》（與《三國演義》合刻）。對一般讀者來說，小說中的英雄氣質才是最能夠吸引他們的東西。
日常的生活終究是平庸的，在強大的惡勢力面前，受欺凌而忍讓，見不平而回避，是普通人的選擇。但人們的內心卻不甘于此。
梁山好漢卻是另一種人物，是傳奇式的理想化的人物。他們或勇武過人，或智謀超群，或身具異能，而胸襟豁達、光明磊落、敢作敢為，則是他們共有的特點。像魯智深好打抱不平，“禪杖打開危險路，戒刀殺盡不平人”；武松宣稱：“我從來只要打天下硬漢不明道德的人，我若路見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便死了也不怕!”確是豪氣干云，令人激奮。就是像黑旋風斗浪里白條、花和尚倒拔垂楊柳、武松景陽崗打虎一類與社會矛盾無關的情節，同樣由于主人公的個性、力量、情感的奔放，而給人以生命力舒張的快感。在污穢而艱難的現實世界中，這些傳奇式的英雄，給讀者以很大的心理滿足。
《水滸傳》在標榜“忠義”的同時，肯定了金錢的力量，贊美一種以充分的物質享受為基礎的自由自在的生活理想，表現出濃厚的市井意識。
小說中晁蓋、宋江、盧俊義、柴進這一類具有凝聚力、號召力的人物，其主要的憑借就是有錢而又能“仗義疏財”。在儒家傳統的“崇義黜利”的信條中，“義”和“利”常被視為相對立的存在；而在梁山好漢那里，“義”卻是要通過“財”來實現，倘無財可疏，宋江等人在集團中的聚合力也就無法存在。
在“義”的背后，作者有意無意地寫出了物質所具有的力量。許多好漢上梁山的動機，也和物質享樂有關。如吳用勸阮氏三兄弟入伙造反，為的是“大家圖個一世快活”，而“大塊吃肉大碗喝酒，大盤分金銀”，幾乎是梁山好漢的口頭禪。當然，這不能僅僅理解為口腹之欲的滿足，但作者無疑認識到一種自由快樂的生活首先直接表現于對物質的充分占有。
《水滸傳》對梁山這一虛構的小社會的描述，也流露出比較明顯的市民意識。梁山大聚義排座次后，作者熱情贊頌道：
八方共域，異姓一家。天地顯罡煞之精，人境合杰靈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見，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語言，南北東西雖各別；心情肝膽，忠誠信義并無差。其人則有帝子神孫，富豪將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獵戶漁人，屠兒劊子，都一般兒哥弟稱呼，不分貴賤；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對夫妻，與叔侄郎舅，以及跟隨主仆，爭斗冤仇，皆一樣的酒筵歡樂，無問親疏?；蚓`，或粗鹵，或村樸，或風流，何嘗相礙，果然識性同居；或筆舌，或奔馳，或偷騙，各有偏長，真是隨才器使。
這種帶有空想性質的社會圖景，和農民的社會理想、農民起義的政治組織，有著明顯的區別。這里人員成分復雜，從事的職業五花八門，甚至偷騙也可以作為謀生技藝，社會具有開放的特點，因而充滿著活力；這里沒有長幼之序、尊卑之分，擺脫了農業社會的宗法意識，也擺脫了實際的農民起義組織中所不可能沒有的等級制度。雖然，這個社會本身是虛構的，但在其背后，卻存在商業經濟中形成的平等觀念和道德意識的變化。再看小說中大量描寫到的城市景象、商業活動，以及所表現出的對商人的尊重，可見作者的理想是有其現實基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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