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簡說：孔子11—42歲，魯昭公在位，執政者（相當于國相一職）是季氏家族的季平子，實際政權越來越移到季氏家族的陪臣陽貨手中?？鬃?3歲時，魯定公即位，稍前，季桓子接替季平子執政，此時陽貨權力越大?？鬃?7歲時，發生陽貨送孔子豬豚并邀孔子出山之事，一心想出仕，但始終未被魯國國君與大夫重用的孔子雖表面諾諾而畢竟未從?！?/P>
作為一個封建禮法（即周朝禮制）方面的大行家，孔子在名聲雀起，但齊景公心動而終于未能重用的情況下，他在做什么？想什么？
除了完全可以想像的繼續好學不止，不斷進境之外，事實上孔子在這一階段里所做的，就是教育門徒和等候出仕這兩件事。
從孔子的生平來看，無論從孔子少年有“有志于學、復興家族”之志，還是三十以后以知禮而聞于諸侯，立于世間，孔子此時都還只是一個未獲真正意義上的成功的“賢人”。用我們今天的話說，就是孔子既沒有機會證明自己，也沒有機會檢驗自己，更談不上真正意義上的“聞”或者“達”。
我們這樣說，當然不是說孔子從政，就是為了讓家族揚名，但我們若知孔子儒學真諦，又怎么會把這個因素排除在外，而用不切人情的玄虛之理來神化先哲呢？也就是說，為家為國為義為禮，在孔子那里乃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當然，已欲達而達人，推己以及人，孔子最終會把從仕的目的，定在“社會正義”上。在后來孔子面對荷蓧丈人的質疑時的回答（由子路傳話，而且這話說得確實沒有孔子那樣精妙）中，我們可以讀到儒家徒的從仕之目的：
18.7 子路從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谷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蕓。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笔棺勇贩匆娭?，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B>
如果不對孔子生平經歷及其內在思路作一清理，縱觀整部《論語》，我們甚至會得出“孔子一心所想就是做官”這樣偏頗的結論來，但之所以有人會作這樣的誤讀，就是因為整部《論語》中，孔子從仕之心的急切，關于從仕從政的話題，確實在份量上足夠多，而且孔子于此，往往顯得有些急迫。
確實，對古人而言，三十多歲已經算是年紀不小。但孔子在三十余歲聞名于大夫、諸侯之后，卻一直沒有獲得出仕的機會。而對當時（指這個年齡）的孔子來說，如果最終不能出仕，這幾乎就是致命的打擊，因為他的抱負，在當時的他看來，似乎完全地寄托于政治之上。
所以我們完全可以說，“出仕”是孔子當時的夢想，而在不正義的情況下出仕，對從未有過機會的孔子來說就成了一種“致命的誘惑”。
在《論語》中有三次記錄孔子受到這種誘惑的事件，可惜史料未全，我們大都不能確鑿地知道它們究竟發生在哪一年。后世拼湊出來的年譜，因為證據不確鑿，我們也只能權作參考了。
最能表達孔子所經受的這種誘惑時的內心思想的，是公山弗擾所召喚孔子的一次：
17.5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費，是魯國最有權力的季氏所擁有的城邑。公山弗擾據費城而叛自己的主公季氏，這當然是違背正義的。所以當孔子心下猶豫想要前往時，子路就不高興了，覺得想要出仕也不至于去幫公山氏啊。而孔子自我辯解說：“難道我會讓人家白白召我嗎？真要有人起用我，我也許能夠讓那地方像東周一樣成為禮儀之邦啊?！边@最后一句話有不同的解釋，但意義是基本明顯的，就是孔子認為，自己畢竟是為周禮的復興而去的，只要自己獲得機會，那么禮樂與社會正義也就可能隨自己的出仕而到來。
但問題在于，如果政治權力的獲得途徑本身是不合法的，是非正義的，你又在多大程度上能夠保證它以后能夠是正義的？更重要的是，孔子心里也未嘗不明白，如果君主（或當政者）本身是不義之人，那么自己的理想又怎么可能在他的手下實現呢？
16.2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B>
這段話對孔子的政治哲學意義重大，這也是孔子尊天子而抑諸侯，更不必說警惕大夫、陪臣的權力的原因。放在孔子當時，周敬王就是天子，魯昭公是諸侯，季桓子是大夫，陽貨、公山不擾就是陪臣。
陪臣執政，是末世征象，它只會加劇社會的混亂。但問題在于，實際的政治權力已經到了陪臣手中，孔子若想實現自己的理想，似乎舍此沒有別的途徑。所以這種誘惑想必一定深刻地困擾著孔子，在據說發生在更后來（有些資料顯示以下一則可能發生在孔子六十歲之后）的佛肸召孔子中，我們又一次讀到了這樣的孔子之惑：
17.7佛肸召，子欲往。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于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鹈Z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顯然這里孔子的話語也只是自我辯解而已，因為孔子自己清楚地知道：
14.1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但這里他卻辯護說，要磨而不磷才是堅，涅而不緇才是白，而且自己畢竟不是掛在上面中看不足食的匏瓜啊?？鬃忧笫嘶蛘哒f獲得實現理想的機會的心情之急切由此可見一斑。
后世儒者多為孔子辯護，說佛肸據中牟而叛，是抵抗趙簡子的吞并，這也許是事實，但是依據子路和孔子的對答，孔子并沒有替佛肸辯護，想必更可能的情況是佛肸政治的不合法與非正義，是確鑿無疑且無法辯護的。
但孔子并非是一個執古不化的迂腐者，在他評論有爭議的人物管仲時，就可以看出孔子對仁或正義的理解，比弟子們要來得圓融、通透：
14．16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痹唬骸拔慈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B>
14．17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弊釉唬骸肮苤傧嗷腹?，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也？”
9．30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B>
從上面引文的最后一則中，我們可以發現，有原則的“權”，是孔子極為欣賞的，而執泥不化，自以為有原則，在孔子看來卻是畢竟還不是最高的境界。不過孔子最終未依附任何一個叛亂或有叛心的陪臣，只怕是他確實意識到，如果這樣做，可能自己所信守的原則就會成為空洞的幌子了。
我曾疑問佛肸召孔子這個故事可能會發生在什么時候，因為依據孔子自述也罷，以及孔子思想的進展來看，六十歲后的孔子，似乎已經不會因為一個小小的非法獲取政權的邑宰召喚而這樣急切的?；蛟S佛肸真的情有可原，或許故事發生的時間應該在孔子出仕魯國中都宰之前，再或許，是孔子求仕之心竟然在不惑之后，仍然難免時有心動罷。歷史茫遠，我們已經不可再獲得那確鑿的證據了。
但是在《論語》中有一件更為確鑿的事情，可以表明孔子當時更為堅定的政治思想的。這件事發生在魯國，據說是孔子四十八歲的時候：
17．1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
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
遇諸途。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痹唬骸皯哑鋵毝云浒?，可謂仁乎？”曰：“不可?！薄昂脧氖露绞r，可謂知乎？”曰：“不可?！薄叭赵率乓?，歲不我與?！?/B>
孔子曰：“諾。吾將仕矣?！?/B>
三恒霸占著魯國的政權，季氏又在三恒中權勢第一。而陽貨（據說也是三恒子孫，系孟孫氏一族），又以季氏陪臣的身份，逐漸獲得了魯國實際的權力。這時候孔子尚未入仕，沒有任何身份地位，所以陽貨以大臣的身份，居高臨下地教育孔子，要他看準時機，為自己服務。
但孔子先是不肯去見，在不得已循禮節去回訪陽貨時，又趁陽貨不在而前往。在意外相逢的時候，孔子一方面信守自己“畏大人”的原則，唯唯諾諾，另一方面卻終于未仕于陽貨手下。
我相信，對孔子而言，當時人生最大之困惑，就是在沒有機會展現身手的時候，該不該在不正當的政權中出仕？或者如后來“子見南子”的故事那樣，該不該由不正當的手段而獲得出仕的機會？而孔子說自己“四十不惑”，也許指的就是他在這十多年的思考、掙扎之中，最終領悟到真諦吧。
在后來經歷了更多的人生之后，孔子還將有更高的領悟，到那時，孔子將意識到“政”與“學”渾然一體的真諦：
2．21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且酁檎?，奚其為為政？”
至于孔子的仁學系統，它成熟于何時，什么時候起，孔子的學問逐漸地由“禮”為中心，演進為以“仁”為中心？或者說什么時候，一個原本只具備約束義的“仁”，漸漸地成為具有豐富精神內蘊的，更為積極開拓的“仁”？這種思想的轉變，當然可以說是孔子思想的最大價值，但是我相信，這種思想的成熟，總會與孔子的人生息息相關，或者說，它總是孔子生命敘事的自然結果。作為孔子至高境界的仁學思想，我想應該始形成于孔子四十至五十這段時間，而真正成熟于五十歲出仕而失敗后的那段顛沛流離的歲月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