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是舊歷四月中旬了，上午四點過一刻，曉星才從慢慢地推移著的淡云里面消去，蜂房般的格子鋪里的生物已經在蠕動了。
“拆鋪啦！起來！”穿著一身和時節不相稱的拷綢衫褲的男子，像生氣似的呼喊，“蘆柴棒，去燒火！媽的，還躺著，豬玀！”
七尺闊、十二尺深的工房樓下，橫七豎八地躺滿了十六七個“豬玀”。跟著這種有威勢的喊聲，在充滿了汗臭、糞臭和濕氣的空氣里面，她們很快地就像被攪動了的蜂窩一般騷動起來。打呵欠，嘆氣，尋衣服，穿錯了別人的鞋子，胡亂地踏在別人身上，叫喊，在離開別人頭部不到一尺的馬桶上很響地小便。成人期女孩所共有的害羞的感覺，在這些被叫做“豬玀”的生物中間，已經很遲鈍了。半裸體地起來開門，拎著褲子爭奪馬桶，將身體稍稍背轉一下就會公然地在男人面前換衣服。
那男人虎虎地在起得慢一點的“豬玀”身上踢了幾腳，回轉身來站在不滿二尺闊的樓梯上面，向著樓上的另一群生物呼喊：
“揍你的！再不起來？懶蟲！等太陽上山嗎？”
蓬頭、赤腳，一邊扣著紐扣，幾個睡眼惺松的“懶蟲”從樓上沖下來了。自來水龍頭邊擠滿了人，用手捧些水來澆在臉上。“蘆柴棒”著急地要將大鍋里的稀飯燒滾，但是倒冒出來的青煙引起了她一陣猛烈的咳嗽。十五六歲，除了老板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手腳瘦得像蘆棒梗一樣，于是大家就拿“蘆柴棒”當做了她的名字。
“上午四點過一刻”，“鴿子籠一般”的住房里，包身工起床，開始了一天非人的生活。
這是楊樹浦福臨路東洋紗廠的工房。長方形的，紅磚墻嚴密地封鎖著的工房區域，像一條水門汀的弄堂馬路劃成狹長的兩塊。像鴿子籠一般地分得均勻，每邊八排，每排五戶，一共八十戶一樓一底的房屋，每間工房的樓上樓下，平均住著三十二三個“懶蟲”和“豬玀”，所以，除了“帶工”老板、老板娘、他們的家族親戚和穿拷綢衣服的同一職務的打雜、請愿警之外，這工房區域的墻圈里面住著二千左右衣服襤褸而替別人制造衣料的“豬玀”。
寫包身工清晨起身的情況，惡劣的住宿條件。以清晨破題，以黑夜收尾。明寫一天，暗含“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寓意。工房的氣味，騷動的聲音與動作，這一場面描寫，從居住條件的惡劣表現包身工的非人生活。
但是，她們正式的名稱卻是“包身工”。她們的身體，已經以一種奇妙的方式包給了叫做“帶工”的老板。每年特別是水災、旱災的時候，這些在東洋廠里有“腳路”的帶工，就親自或者派人到他們家鄉或者災荒區域，用他們多年熟練了的可以將一根稻草講成金條的嘴巴，去游說可又不忍讓他們的兒女餓死的同鄉。
用“但是”這個轉折聯詞，筆鋒一轉，承上啟下，說明她們并非“豬玀”，“正式的名稱卻是‘包身工’”。然后十分巧妙、自然地插敘了關于包身工的來歷，指出包身工是被“帶工”憑著“將一根稻草講成金條的嘴巴”從農村騙來的，是“順從地替帶工賺錢的‘機器’”。兩相對照，以鐵一般的事實戳穿了帶工們的無恥謊言。
“還用說？住的是洋式的公司房子。吃的是魚肉葷腥。一個月休息兩天，咱們帶著到馬路上去玩耍。嘿，幾十層樓的高房子，兩層樓的汽車，各種各樣好看好用的外國東西。老鄉！人生一世，你也得去見識一下??！──做滿三年，以后賺的錢就歸你啦。塊把錢一天的工錢，嘿，別人給我叩了頭也不替她寫進去！咱們是同鄉，有交情。──交給我帶去，有什么三差二錯，我還能回家鄉嗎？”
這樣說著，咬著草根樹皮的女孩子可不必說，就是她們的父母，也會怨恨自己沒有跟去享福的福份了。于是，在預備好了的“包身契”上畫一個十字，包身費大洋二十元，期限三年，三年之內，由帶工的供給住食，介紹工作，賺錢歸帶工者收用，生死疾病一聽天命，先付包洋十元，人銀兩交，“恐后無憑，立此包身契據是實！”
福臨路工房的二千左右的包身工人，隸屬在五十個以上的“帶工”頭手下，她們是順從地替帶工賺錢的“機器”。所以，每個“帶工”所帶包身工的人數也就表示了他們的手面和財產。少一點的，三十五十，多一點的帶著一百五十個以上。手面寬一點的“帶工”，不僅可以放債、買田、起屋，還能兼營茶樓、浴室、理發鋪一類的買賣。
這段文字采用了“說明”的表達方式。第一句說明福臨路包身工的分布情況；第二句說明包身工是“帶工”賺錢的“機器”；第三句說明“帶工”擁有包身工的多少與其財產的關系；第四句說明一般“帶工”擁有包身工的情況；第五句說明大的“帶工”所擁有的財富和經營的項目。
四點半之后，沒有線條和影子的晨光膽怯地顯出來的時候，水門汀路上和弄堂里面，已被這些赤腳的鄉下姑娘擠滿了。涼爽而帶有一點濕氣的晨風，大約就是這些生活在死水一般的空氣里面的人們僅有的天惠。她們嘈雜起來，有的在公共自來水龍頭邊舀水，有的用斷了齒的木梳梳掉執拗地粘在頭發里的棉絮，陸續地兩個一組兩個一組地用扁擔抬著平滿的馬桶，吆喝著從人們身邊擦過。帶工的老板或者打雜的拿著一疊疊的“打印子簿子”，懶散地站在正門出口──好像火車站軋票處一般的木柵子的前面。樓下的那些席子、破被之類收拾掉之后，晚上倒掛在墻壁上的兩張飯桌放下來了。幾十只碗，一把竹筷，胡亂地放在桌上，輪值燒稀飯的就將一洋鉛桶漿糊一般的薄粥放在板桌中央。她們的定食是兩粥一飯，早晚吃粥，中午的干飯由老板差人給她們送進工廠里去。粥！它的成分并不和一般通用的意義一樣，里面是較少的秈米、鍋焦、碎米和較多的鄉下人用來喂豬的豆腐渣！粥菜？是不可能有的。有幾個“慈祥”的老板到小菜場去收集一些萵苣的菜葉，用鹽一浸，這就是她們難得的佳肴。
只有兩條板凳，──其實，即使有更多的板凳，這屋子里面也沒有同時容納三十個人吃粥的地方。她們一窩蜂地搶一般地盛了一碗，歪著頭用舌舔著淋漓在碗邊外的粥汁，就四散地蹲伏或者站立在路上和門口。添粥的機會除了特殊的日子，──譬如老板、老板娘的生日，或者發工錢的日子之外，通常是很難有的。輪著揩地板、倒馬桶的日子，也有連一碗也輪不到的時候。洋鉛桶空了，輪不到盛第一碗的人們還捧著一只空碗，于是老板娘拿起鉛桶到鍋子里去刮一下鍋焦、殘粥，再到自來水龍頭邊去沖一些清水，用她那雙才在梳頭的油手攪拌一下，氣哄哄地放在這些廉價的、不需要更多維持費的“機器”們面前。
“死懶！躺著死不起來，活該！”
居住的不是“洋式的公司房子”，吃的當然也不是“魚肉葷腥”。帶工老板們都是一些喪盡天良的寄生蟲，渴望的是最大的利潤，所以他們規定的定食是“兩粥一飯”。粥是“較少的秈米、鍋焦、碎米和較多的鄉下人用來喂豬的豆腐渣”！吃早飯的時候，“她們一窩蜂地搶一般地盛了一碗，歪著頭用舌舔著淋漓在碗邊外的粥汁”。根本沒有添粥的機會，那些因為“輪著揩地板、倒馬桶”的包身工，甚至連一碗粥也吃不上！通過這一個場景，就把包身工豬狗般的非人生活表現得淋漓盡致。
十一年前內外棉的顧正紅事件，尤其是五年前的“一二八”戰爭之后，東洋廠對于這種特殊的廉價“機器”的需要突然地增加起來。據說，這是一種極合經濟原理和經營原則的方法。有引號的機器，終究還是血肉之軀。所以當超過了“外頭工人”忍耐的最大限度的時候，他們往往會很自然地想起一種久已遺忘了的人類所該有的力量。有時候愚蠢的奴隸會體會到一束箭折不斷的道理。再消極一點，他們也還可以拼著餓死不干。一個有殖民地經驗的“溫情主義者”，在一本著作的序文上說：“在這次斗爭中，警察沒有任何的威權，在民眾的結合力前面，什么權力都不中用了！”可是，結論呢？用溫情主義嗎？不，不！他們所采用的方法，只是用廉價而沒有“結合力”的“包身工”來替代“外頭工人”而已。
